62级本科生、78级研究生校友 孙本惠

发布者:任世雄发布时间:2019-11-18浏览次数:91


哺育与反哺——我与母校半个世纪的深厚渊源

                                                                62级本科生、78级研究生校友 孙本惠



今年是母校建校60周年。我是母校第5届(62级)本科生及第一届(78级)研究生,在母校学习9年半时间,也在母校工作和生活了40年,共计将近半个世纪。在9年半的学生阶段,母校哺育了我,培育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及工作技能;在我工作的大半生时光里,我又用自己的光和热回报母校,尽己绵薄之力,也见证了母校的成长与发展。



                                               大学本科时(62级)在校园留影


1962-1968年我在母校有机化工系塑料工学专业学习。建校初期,条件比较艰苦,全班男生都挤住在和平里南大楼的一间宿舍里。大家每天跑步到学校上课,晚上下自习后再跑步回宿舍。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坚持不懈,毫无怨言,以苦为乐,磨炼意志。还记得在开学典礼上,蔡耀宗教务长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学校是工程师的摇篮,学校的宗旨是要把大家培养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优秀高级化工人才。在学校的培育和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下,同学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人物。我在校期间除了学习课程知识以外,还参加了北京市的冬季环城赛跑,并自学了日语和德语,学习德语还得到了时任图书馆胡铁生馆长、张惠松副馆长的指导。总之,大学期间我们不但学到了知识,也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

大学本科时(62级)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大学毕业前夕,赶上了文革,也推迟了一年毕业(61级、62级、63级三届学生均在1968年毕业分配)。遵照当时中央关于大学毕业生要“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毕业分配原则,我们都离开北京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也被分配到外地一家小工厂去当工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雷锋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党叫干啥就干啥,并且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所以我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努力工作,数次受过严重工伤,也做出了一定成绩,有过几项较大的技术革新成果,并跨界承担了新建维尼纶工厂的选厂址、工厂总图设计、主车间(聚乙烯醇车间)的工艺及设备设计,以及新建石化厂的5000平方米中央实验室大楼的建筑工艺设计等工作。


1978年全国恢复招收研究生,母校第一次招收了18名研究生,我以35岁的“高龄”有幸考取了高分子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化学家金日光教授。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除了要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外,更重要的还要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这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和代价。我的论文课题是有关高分子长链支化分布的研究,除了要建立数学模型,更大的难点是实验条件极其苛刻,在国内外都找不到精度符合要求的实验仪器设备。迎难而上,背水一战。几乎每天24小时都呆在实验室,困了就在实验台上合衣而卧,通常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2年间在众多人的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下,特别是研究生处孙宝聚处长的鼓励下,我终于独创性地研制成功了课题需要的超高精度实验设备,其中设备的垂直及水平温场分布精度优于10-4,高分子极稀溶液的粘度测定误差小于10-3秒,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有了超高精密的实验设备,我只花了短短几个月就顺利完成了全部论文实验,终于按时毕业。我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外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并获得了很高荣誉的学术奖及科技进步奖,也在中国化学会的年会上报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甚至后来作为国家热工计量标准的设备也是采用了我的研究成果设计的。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积劳成疾而过早地患心脏病接受住院治疗。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和锻炼,极大地提升了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克服困难的毅力,使我受益终身。我衷心地感谢母校的哺育!

  参加首届(78级)研究生返校座谈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设计建造的综合实验大楼


荣获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


唐敖庆院士颁奖


在清华大学指导研究生


为母校培养的研究生已成为杰出人才


  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有幸被留校任教,也许是全校62级同学中唯一在母校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有幸代表62级同学们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9年半的学生生涯中得到了母校的哺育而成长,我也用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反哺母校,回报母校的栽培。


刚开始留校任教时我被安排到塑料加工教研室,负责给本科生讲授《塑料成型工艺原理》大课,采用的是由成都科技大学、大连工学院等校联合编写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我在教学中发现该教材存在2个比较显著的问题:一是教材内容过于偏重工艺,而原理部分不足;二是教材里错误之处较多,如不及时更正,会误导学生。对此我做了2件事:其一是在讲课时有针对性地将高分子物理理论和塑料成型工艺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授,让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效果很好,很受欢迎。其二是我给化工出版社负责该教材的责任编辑龚浏澄先生写信,列举了该教材中仅1章里就出现的10多处具体错误。出版社接到我的信之后请了有关专家审阅我的意见,肯定了我的看法,之后出版社组织了有关高校在大连重新编写教材。


多年来我为母校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母校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学科——高分子功能膜科学与技术。这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前沿学科,也是一个涉及到资源、能源、环境、人类健康等重要领域的学科,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学科。我从未接触过膜科技,仅从一篇科普文章中提到了神奇的“膜”,就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于是我就异想天开地独自开始研究,白手起家。好在我有高分子物理学中的高分子溶液理论基础,也得到了学校科技处孟根发处长的大力支持。科技处给了我2000元的研究启动经费,我在很短时间里就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引起了系、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学校专门新成立了“膜科学与工程研究室”,并任命我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很快就开展了微滤膜、超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渗透汽化膜、燃料电池膜、药物控制释放膜、化肥农药控制释放膜、香料控制释放膜、镶嵌核电仿生膜、高分子合金膜等一系列功能膜的课题研究,以及相关的膜科学基础理论方面重大课题的研究。我们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化工部、中石化、北辰集团等若干专项基金的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母校的极大支持,学校给了研究室约700平方米的实验室,北京化工学院首任老院长李苏先生(原化工部副部长)亲自为我申请的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写了推荐信,庞瑶琳、樊丽秋两任老院长多次来研究室指导工作,老系主任武冠英教授亲自参与并指导研究项目,学校各系的许多老师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帮助。我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取得了若干国际及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应邀在国内外学术大会上报告,在国内及国际上也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由化工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联合在葫芦岛召开的中国膜工业协会成立大会上,与会单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协会秘书长单位,北京化工学院受到代表一致推选。在成立“化工部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时,顾秀莲部长在听取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汇报后,亲自批示研究中心本部设在北京化工大学,并由顾秀莲部长和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黎念之院士共同担任膜中心名誉主任;原来已内定中心是放在南京化工大学的,后来南京化工大学被改为膜中心分部。学校在科学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化工部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牌仪式,时任化工部副部长程思危先生亲自莅临揭牌并发表讲话。


我为母校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银行给国内部分重点高校贷款,我校也得到一定贷款购买进口大型分析测试仪器,主要用于高分子科学研究及教学用。学校为此要盖一幢新实验大楼,将学校的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测试中心,校分析中心全部放在这座大楼里,命名为“高分子楼”(后来因为又增加了化工系的2层实验室,改名为综合实验楼),大楼的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其规模是当时国内高校中最大的一幢纯化学实验大楼。该实验大楼属于特殊建筑,不同的房间都有其特殊的防震、防磁场、防辐射、防尘、防光、防火、防爆、防化学污染等不同使用功能要求,不同于通常的工民建设计。因此需要找一位既要懂高分子专业、分析及测试仪器专业,同时也要对建筑设计专业有一定经验的人来承担设计项目总负责人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复杂、繁重、责任重大,并且需要2~3年时间,必然会耽误自己的学科专业工作。当时学校找过几位老师,但没有人愿意承担此项任务。后来学校有人了解到我曾经做过北京石化总厂(现在的燕山石化)前进化工厂5000平方米的中央实验大楼的设计工作,学校领导亲自去参观考察之后,陈鉴远院长、王丽云副院长、吴德炎系主任分别找我谈话,希望我来承担这项工作。说实话我也担心这项工作会耽误我最宝贵的科研和教学时间,心里也犹豫过,但是想到这件事是学校建设发展的一件大事,牺牲我个人的利益是小,让学校的科研得到顺利发展是大,应该顾全大局。而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为此付出了将近3年的宝贵时间。与中科院建筑设计院的6位设计师组成了设计班子,我担任建筑工艺主项设计。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详细了解每一位将进驻大楼的老师对其实验室的使用功能要求,虚心向国内著名的实验室建筑设计权威请教,大胆创新,提出了“内双走廊模式”、“标准模块化设计”、“积木式结构”、“人性化设计”等一系列方案,既能够同时满足不同大型仪器及实验研究的特殊功能要求,同时也更加安全、节能、环保,并且让所有在大楼里工作的人员有一个舒适、赏心悦目、能够激发科研灵感的工作环境。我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陆轸教授、中科院建筑设计院文院长、化工研究院建筑设计室范大元主任和王洪煜高工等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然而可能我的想法与当时的时代有较大差距,设计要经过层层审查和干预,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说我们的设计“贪大求洋”、“标准过高”等,结果很多想法未能实现,原始的设计和今天的建筑现状大相径庭,这是令人感到遗憾之处。为母校做事我是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自己问心无愧就心安了。


在母校工作的几十年里,我也记不清具体培养了多少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了,很欣慰地看到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已成为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和栋梁。我带领我的团队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此向母校汇报:例如发明了一系列PVC合金超滤膜,研制成功若干种新型高分子合金分离膜,并提出了有关高分子合金分离膜的系统基础理论;发明了制备NYLON6,6膜的新技术(获得美国专利);研制成功了PISIPMsISIMsISI/Ms系列镶嵌荷电仿生膜;发明了制备高度非对称微滤膜的新方法,创立了制备高度非对称微滤膜的理论,攻克了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膜科技大会(ICOM‘90)上提出的待解决的7大世界难题中的第一个难题;发明了一系列新型高性能的高度非对称型MF膜,填补了国际空白;设计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凝胶动力学实验装置,首次实现了可以直观、连续、定量、精确地研究凝胶的动态过程;设计并建成了一套最精密的测定[η]装置及超级恒温装置,精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从理论及实验上修正了以国际膜领域权威Strathmann教授为代表提出的有关相转换法制备非对称膜的凝胶动力学理论,改进了表征方法,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从理论上及实验上改进了以美国科学家Ambler为代表的有关高分子长链支化度的理论及表征方法;首次在国际上测定了PB的长链支化分布,并发现了其长链支化分布和分子量分布之间的重要相关性;提出了用界面聚合法制备NF-TFC膜的反应动力学新学术观点;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了PVC超滤膜的产业化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是母校哺育及支持的结果,也是我对母校的回馈。我衷心地感谢母校及给予过我帮助的每一位老领导和同事!


美国刊物报道研究工作进展的新闻照片


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中国化学界元老卢嘉锡副委员长接见


多年来我都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母校的发展添砖加瓦,为母校争光。我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荣获了中国化学会1987年度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王葆仁院士是中国化学界元老,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同届获此奖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周其风教授(后担任吉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中国化学界元老唐敖庆院士(原吉林大学校长、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亲自为我颁奖。2000年我和吴重光教授(时任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被评选为全国化工跨世纪优秀拔尖人才(第一层次),并在北戴河受到了贺国强(时任化工部常务副部长)、陶涛(原化工部副部长)部领导的接见。我还获得了国家技术监督局科技进步奖、中国海水淡化及水再利用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第一名)等奖项。清华大学化工系聘请我担任**教授,参与指导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及博士后。我是教育部公派到美国的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名校之一的UTAUSTIN化工系从事膜科学研究(该系当时和著名的UCBERKELY化工系并列为全美国大学的化工系第二名,该系也是美国从事膜科技研究实力最强的单位之一)。出乎美国教授预料的是,我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破解了一个世界难题,并取得了美国专利,美国教授刮目相看,当即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并负责指导美国研究生工作;也被聘请担任美国3M客座科学家、美国NLCHEM TECHINC.常年资深科学顾问;受聘担任国内一些市政府、公司的高级/首席科技顾问。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过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化学界元老卢嘉锡先生的亲切接见。我也很有幸在母校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正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受聘担任美国UTAUSTIN化工系客座教授


  受聘担任美国3M公司客座科学家


现在我已是退休老人。回首往事,此生能够有机会得到母校的哺育,并能够代表全校62级同学们反哺母校,见证了母校的发展,与母校一同成长,实在是此生一件最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们这代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很熟悉苏联的钢铁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这些学子在母校的培育下,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这正是母校教育的成功,为祖国培育了大批合格的化工人才。喜看今日母校成绩斐然,人才济济,现代化的新校区拔地而起,宏伟壮观,令人振奋。在母校60年生日到来之际,衷心祝福母校的发展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大展宏图,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的高精尖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