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傅举孚先生
马润宇
1965年9月，我在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有机化工系读大三，这学期新开了两门重头课—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听消息灵通人士说，给后5 个班(当时我们有机系 63 级共有9个班,我在 6302班,后5 个班系指 6305~6309班)上化工原理课的老师是傅举孚先生，在国内化工界很有名气，又是早期国家公派留美的留学生，是学校里颇有学术造诣的几名副教授之一。于是我和班里的另一名同学在上化工原理课时就一起跑到后5 个班的大教室去听课。听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听傅先生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从来不看讲稿，推导模型解时一环扣一环，论述极为严谨，板书也特别清晰，对教学中难懂的概念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同学们得以掌握。后来，在课间休息时我多次找傅先生当面讨教，从此开始了我们师生间的长期交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老五届大学生们的学习生涯也就到此结束。1968 年我被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经历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漫长岁月后，我担任了兰化304 厂碳四分离车间主管生产的工艺技术员。记得在 1975 年秋季，傅先生和罗北辰老师来到兰化调研。因我那年在《石油化工技术》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乙腈法碳四抽提丁二烯的文章，他们特地到车间来看我,并讨论了许多相关学术和技术问题。例如，非理想体系的汽液平衡、碳四烃类与含水溶剂的萃取精馏计算、加压萃取精馏塔的操作特点等。傅先生看到繁重的生产管理工作并没有使我荒废学业之后非常高兴，并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定要坚持努力自学下去，他说持之以恒必有心得。在傅先生的鼓励下，我自学成才的劲头更足了。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迅速拨乱反正，提出了改革教育的战略方针。继大学本科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又在 1978 年开始了研究生招生工作。人生总会面临诸多机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立即向中科院化学所报了名。但其后不久，我突然接到了傅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北京化工学院今年也要招收自己的第一批研究生，希望我能够报考。接到此信我大感意外，因为来母校在“文革”前是没有招过研究生的，没想到进步这么快；二来我远在大西北的工矿企业，没想到傅先生还能记得我，并且对我这样寄予厚望。在激动和感动的同时，面对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义无反顾地决定改考母校的研究生。尽管当时白天还要上班，但我每天晚上都坚持复习到深夜两点钟，加之一直没有荒废学业，后来终于以笔试和复试两个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我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记得这届一共有 17 名研究生同学。
入学以后我逐渐得知，在母校教学改革的大潮中，傅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8 年北京化工学院成立时是按照苏联高校的模式建校的，例如专业设置完全是根据产品，而不是学科。建校时全校仅有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和化工机械三个系。在有机化工系中则设有基本有机合成、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塑料等专业。显然，按照这种模式培养的学生必然知识狭隘，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傅先生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高屋建瓴地提出我校必须推倒原来的专业框架，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而重新布局以求快速发展，并果断提出了在化学工程和高分子材料两学科率先招收研究生的建议。傅先生的建议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认同，我校也开始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就读研究生期间，傅先生亲自为我们化学工程专业的四名研究生讲授“化工传递过程”这门课程。记得在讲授传质过程中主体流动、扩散流动、相间物质转移所引起的质量传递时，傅先生借用火车奔跑、车上乘客走动、串车厢等想象做比喻，从而把上述几者的关系非常生动形象地作了解释。课余时间，我多次到傅先生家里做客，师生间感情十分融洽，话题广泛。记得先生谈到他当年报考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时,英语的考题就是一道作文题—“ On rec-reation(论娱乐)”。不少考生由于不认识 recreation 这个单词，所以只好交了白卷。而傅先生由于平时涉猎广泛，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做完了这篇英文作文，拿到了高分。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深受启发，从此敦促自己不仅学好本专业知识，而且要注重多方位全面发展。
完成了课程学习之后，我们进入了论文阶段。根据先生的研究方向以及我的工作经历，先生为我的论文选题是“用纤维光学技术测定筛板塔上的液相涡流扩散系数”。为了做好这个课题，傅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首先为我配备了副导师黄大铿老师，我们一起设计、加工制作了直径 60mm 的冷模塔和配套泵房、鼓风机房以及管道等，后来又一起测试数据和处理数据。傅先生还亲自出面帮我联系了自动化系的洪纯一老师，请他协助我们研制测定涡流扩散系数的光导纤维测试系统。每做完一批试验，立即进行数据处理工作。那时计算机的数据输入要用手工打带穿孔，傅先生经常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敲穿孔机，并亲自检查数据输入是否有错误等。正是有了傅先生和上述诸位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并发表于《化工学报》重点核心期刊上。1981年5月，我进行了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的汪家鼎教授。或许是因为我是母校第一个研究生答辩之故,记得那天老校长马芳庭,几位时任正、副校长，化工部教育司司长马恩沛，一些报纸的记者都来参加了。近百人的教室里坐得满满的。由于答辩前傅先生亲自指导我预讲了几次，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答辩时我没有丝毫的紧张感觉。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毕业留校后，继续在傅先生的课题组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81年 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传质与分离工程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系统工程和高分子材料等学科、专业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使我校成为首批批准的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傅先生也先后荣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化学学会化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8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化学工程学科、专业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使我校成为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大家当时都说,我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傅先生的功劳当属第一。
1985年，我和王子镐一起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我校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均为傅举孚先生。针对我们俩人的不同特点，傅先生给我们安排了各自的研究课题。为了保证课题的实施条件完备，傅先生特地为我们申请并获准了专项经费，从联邦德国进口了先进的IBAS 数字图像分析系统以及其他进口仪器设备,还亲自挑选青年教师徐静年老师协助我们开展图像处理和分析工作。鉴于我的研究课题“喷射工况下筛板塔的流体力学与传质研究”涉及大型冷模蒸馏塔设备的设计和加工、激光全息摄像技术、喷射液滴尺寸分布的在线电子测量技术等，傅先生特地安排吴祥芝老师作为他的助手，并邀请大腕教授自动化系的吕砚山、机械系的刘荣勋等老师分别开发研制相关的测量技术。为了赶超国际先进学术水平，1985年傅先生又邀请传质与分离领域国际著名学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化工系主任 Fell 教授(后任该校常务副校长)到我校讲学与交流。Fell 教授在华期间，为了我校声誉及国际影响，傅先生事无巨细，安排我一直陪伴他和夫人，以防接待工作有所闪失。通过现场考察和学术交流,Fell 教授对傅先生课题组的研究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此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1988年5 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傅先生亲自带着我去天津大学余国琮(现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等教授家中逐一拜访，请他们为我的学位论文严格把关。当时傅先生已是 68岁高龄，为我的论文送审竟然连续奔波了一整天。我深深感到，傅先生对我不仅是恩师,也是慈父和朋友。
据我所知，傅先生多年致力于化学工程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斐然,在中外各种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分批精馏塔之计算》(载于 1957 年《苏联应用化学》杂志)、《多元溶液间歇式蒸馏的计算》(载于 1958 年《化工学报》第2期)、《一个估算液体混合物表面张力的新方程》(载于1982 年《中美双边化工会议论文集》)、《多组分混合物流体间界面张力估算》(载于《化学工程科学》)、《部分互溶液体汽液相平衡测定》(载于波兰科学院编《实验热力学文集》)、《(W/O)/W 表面活性剂液膜体系的溶胀现象》(载于 1989 年《化工学报》第4期)、鼓泡搅拌釜三叶轮区流体力学模型》(载于《中国化学工程》)。还翻译和编写了《炼焦学》、《化学工程》、《燃料化学工艺学》等,作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出版。他还曾任国际纯粹及应用化学联合会的编委,参与编写“ IUPAC Solubility Data Series”大型丛书,已由英国 Pergaman Press 出版。傅举孚先生毕生治学严谨，学术思想活跃，却又做人低调，深受广大同学和同事的尊敬和爱戴。
(马润宇 教授 化学工程学院)
原文收录于《我们共同走过》献给北京化工大学建校五十周年